1959年在束鹿县南吕村，我代表美院实习队上台，以顺口溜的形式向全村父老兄弟表决心，具体内容已忘得一干二净，不过可以想像当时的情绪十分热烈，要和父老兄弟赛一赛干劲。赛什么？当然不是赛种庄稼。难道和诗歌乡的农民赛诗？那怎么赛得过！要赛，只能和农民画的漫画比高低、比多少。我那幅《六臂神农》算得有点新意，却是从敦煌壁画“如意轮观音”那儿抄来的。十二开《大跃进诗画册》那个肩挑锄头、榔头、步枪、算盘、书本的农民，和老玉米塔尖穿破月亮的意象相比，只能甘拜下风。在大跃进的年代里，我们这些带学究式的知识分子，站在高大的农民面前，只得自惭形秽，恨自己的头脑没长出两只想像的翅膀。　　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跟着农民疯了一阵，把十六开诗画和《六臂神农》当作艺术的浪漫主义自我欣赏一阵。事隔三十年，再来追写这段史无前例的疯狂年月，值得回味的东西，除了历史教训，还有什么其他意义呢？仔细想想，我们对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到底懂得多少！马克思如果还活着，不笑掉牙才怪呢。不过，话得说回来，在那荒唐岁月里，我从农民那里学到了唱顺口溜，又从唐诗那里学到写五言七言绝句律诗，发现自己除了能画，还有做诗的细胞，岂不是一大收获？现在把南吕村的一首《剪窗花》，作为本篇的结尾：　　食堂饭初罢，隔墙笑语哗，　　南吕明月夜，八女剪窗花；　　一剪蝶恋花，二剪果与瓜，　　巧手竞新样，画师频频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