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木先生传略 著名的诗人、学者、教育家公木先生（1910年5月15—1998年10月30日），原名张永年，又名张松甫，现名张松如，笔名公木、木农、龚棘木、章涛、席外恩、四名、魂玉等，辛集市（原束鹿县）北孟家庄村人。幼年在外祖父的资助下入私塾，后转村办初级小学， 1922年春天，公木升入深泽县河疃高级小学。1924年夏，公木提前半年高小毕业，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了直隶省立第七中学——正定中学。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公木还和同学们一起罢课声援，结队到石家庄示威游行，焚烧日货。 与此同时，公木还于课外接触了一些新诗文。升入中学的第二年，他开始以魂玉的笔名向报刊投稿。18岁那年，他在《大公报》副刊《小公园》上发表了第一首诗歌《脸儿红》。 中学4年结束，公木在毕业考试中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夺魁。但由于家境破落，又值旱年，再也无力量供他上大学了，因此只好踏上归途，回到自己的故乡。公木在家乡停留一个多月，外祖父又送来100块钱，资助公木求学。于是他满怀憧憬地奔赴北京。公木先考入天主教会办的辅仁大学，很不满意，两个月后才又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当时革命转入低潮，公木情绪郁闷，曾写过一篇《孟老先生歪传》，嘲讽了国民党与封建势力同流合污，在西城的一家报纸发表。1929年春，公木与赵慎余、刘锡麟、孙秉哲等同学，为着探讨中国社会出路与发展前途，自发组织了一个“农村经济问题研究社”，阅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国大纲》，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二月到十月》，以及《新思潮》、《动力》等小册子。这些活动被师大党组织发现，有意识地加以指引，遂使研究社的几位同学，大都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0年春，公木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在校内发起并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左翼作家联盟及华北左翼教师联盟等组织。在这年8月 1日纪念南昌起义、反对军阀混战的游行示威中，公木和范文澜老师及50多人一起被捕。9至10月间，政局发生变化在押同志全部获释。 九一八前后，公木全力投入救亡运动，主编由社联领导的《鏖尔》杂志。1932年3月，公木因参加抗日救亡集会，再次被捕，后由师大学生会和抢救会联合保释。这年，公木与王志之、潘丙高3人以左联关系和学生代表名义，邀请鲁迅先生于11月27日到北师大作了题为《再论第三种人》的著名演讲。公木写的《鲁迅先生访问记》，发表在 1933年6月出版的《文艺月报》诗集创刊号上。此后不久，他又发表了第一部学术专著《中国文学概论》，同时与谷万川、王志之等共同筹办文学杂志。由于躲避特务追捕，后到山东滋阳省立第四乡村师范执教，讲授国文及文字学，兼做班主任。公木在师生中发展并建立了华北左翼教师联盟支部。 1935年春，公木接受正定中学聘书，前往任教。后来学校闹起风潮，校当局暗地向教育厅报告，指公木是幕后策划人，公木被迫离校返回北平。公木利用半年时间，写了一本《白茶斋九歌注》。 芦沟桥一声炮响，抗战开始了。于是他携妻将雏，辗转到达西安，把不满两周岁的女儿托付给一个陌生的回族人家寄养。为此公木曾写了一篇《丢儿记》留给西安友人。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林伯渠介绍，他赴山西晋绥军区，曾任二战区动员会《动员》杂志编辑，做过神池县与苛岚专区干训班的主任与指导员，担任过程子华任司令员的敌后游击队的宣传股长。1938年5月创作了长篇叙事诗《苛岚谣》， 这首诗采用民歌的表现手法，它产生在《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等叙事诗之前，对民歌体叙事诗作了有益尝试。 1938年8月，公木西渡黄河到达延安，在抗大学习了4个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调任抗大政治部宣传科时事政策教育干事，业余从事诗歌创作，并写出了《新诗歌试论》一文。当时，朝鲜作曲家郑律成也在宣传科任音乐指导，曾于无意间看到公木抄在笔记本上的诗稿，他为《子夜岗兵颂》作了曲，后来把连近200行的《苛岚谣》也谱了出来。 1939年7月，公木创作了著名的《八路军大合唱》——《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快乐的八路军》、《炮兵歌》、《骑兵歌》、《冲锋歌》、《军民一家》，加上原有的《子夜岗兵颂》共8支歌。公木因此获得了“八路歌手”的赞誉。抗日战争胜利后，《八路军进行曲》被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88年7月25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发布命令，正式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1939年，公木又与萧三、师田手、海棱诸同志共同发起并成立“延安诗社”，开展街头诗和诗朗诵活动，编印《诗刊》小报。尔后，公木调任军直政治部文艺室主任，主编《部队文艺》杂志，并陆续创作出《鸟枪的故事》、《父与子》、《哈喽，胡子》、《我爱》等长篇诗作。1942年5月，公木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5月2日在中共中央办公厅门口，当周扬介绍到他是《八路军大合唱》歌词的作者时，毛主席紧紧握住他的手说：“写兵好，唱兵好，演兵好。”此后他调到鲁迅艺校文学系任教，赴绥德地区下乡采风、闹秧歌。这期间公木写的作品，后来编印了一本诗集《十里盐湾》，采录的民歌出版了一本《陕北民歌选》，又辑录补编“信天游”，写成了一首长诗《共产党引我上青天》。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公木参加了东北文艺工作团，行军途中，公木创作了一首短诗《出发》，开头两句便是“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而最后结尾则是“哪里有了共产党，哪里人民得解放”。10月底，文工团到达沈阳，由公木执笔，将移民歌续了3段唱词，当晚登台演唱，报幕时报为《东方红》——陕北民歌。后来出版的《大家唱》第二集，署名是张松如改词。1946年夏秋之间，东北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黄耘又编进《东大合唱集》。当年春夏，长春、哈尔滨等地广播电台也曾播唱过，都是按“陕北民歌、张松如改词”署名的。 195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印的“民间文学丛书”《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当中，也收录了它。然而不知为什么，这首“陕北民歌，张松如填词”的《东方红》，歌词作者却变成了李有源。曾有人劝公木说明真相，公木说：“我曾几度介入《东方红》编词，从未想到著作权方面的问题。后来这首歌曲逐渐产生了‘神圣性’，且将李有源与《东方红》载人文献，张布在延安历史博物馆，就不必再说什么了。”东北文工团到达沈阳后，公木被任命为本溪市委宣传部长。1946年元旦前后，奉命创办东北大学，公木先后担任教育长、教育学院院长及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兼副教务长等职，主讲中国革命问题、战后国际问题、新民主主义论等政治课，讲授中文系的历代诗选，编写了讲义，还出版了诗集《哈喽，胡子》。1949年10月1日，他写了著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颂歌》。 在学校向正规化转变的问题上，公木受到错误的批判。他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受到了留党察看的处分，1951年被调到鞍钢任教育处处长。 公木全力投身于职工和干部的培训工作，编写了《教育》和《速成培养工人技术员的经验》，由公司和东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为全国职工教育工作树立了榜样。1953年8月，他写了“鞍钢培训工作检查总结报告”，毛主席看了这份工作报告很满意，让中央办公厅打电话表示祝贺。 1954年10月，公木调到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任副所长、秘书长，兼中国作家协会青年作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直到1958年。公木负责讲授《古典诗歌》，并编印了《中国文学史》讲义。他同时任中国作协青工委副主任，主管诗歌。1956年3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公木作了《关于青年诗歌创作问题》的重要发言。 在文学讲习所期间，是他诗歌创作、诗歌理论研究和评论最活跃、最丰收的时期，出版了诗集《崩溃集》、《黄花集》及诗歌评论集《谈诗歌创作》。1958年初夏，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代表，公木赴匈牙利及罗马尼亚进行文化交流，7月底归来，出乎意料地被宣判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被开除党籍，已经编成的诗集《人类万岁》也未能出版。 1958年腊月三十日，公木把妻子儿女丢在北京，只身下放到长春，在吉林省图书馆半工作、半劳动。后来他又被送往专收右派的省直农场进行教育改造，农场劳动结束后，公木被摘掉“右派”帽子。 1962年1月，公木被分配到吉林大学中文系任教，讲授《中国文学史》、《诗经》、《先秦寓言》、《古典诗论》及《毛主席诗词》等基础课和专题课。“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无休止批斗审查，两次抄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公木先后担任吉林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主任、副校长，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吉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省作家协会主席、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会长等职务。他不但给中文系学生讲授《中国文学史》、《诗经》、《古典诗论》等课程，还负责培养中国古典文学和文艺理论两个专业的研究生，出版了《老子校读》、《老子说解》、《老庄论集》、《先秦寓言概论》、《诗论》、《诗要用形象思维》、《中国诗歌史论》、《中国历代寓言选》(上下卷)、《第三自然界概论》等专著及有关中国文化史方面的多篇学术论文。还出版了《公木诗选》、《我爱——公木自选诗集》和《公木旧体诗抄》。老诗人前期影响较大的诗作有《棘之歌》、《秧歌队员的歌》、《真理万岁》、《俳句》和《申请》等，感情真挚热烈，风格犀利泼辣。后期的力作有《读史断想三题》、《申请关于申请的申请》、《眼睛》和《晴川阁之夜》等，既有诗情的张扬，又有哲理的思考，诗艺进入炉火纯青的境地。 1988年他把日本友人为他生日送上的50万日元捐赠给了辛集市希望工程，又把上万册珍贵藏书捐赠给辛集市图书馆，建起了“公木书屋”。公木夫人吴翔整理的《公木全集》业已出版。按照公木的遗愿，他的墓地建在了家乡烈士陵园内。斯人虽逝，风范长存，公木先生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精神财富，还有不尽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