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漫漫求学路上 曹日昌（1911 --1969），出生于直隶束鹿县（今河北省辛集市）南部的中曹家庄村，祖上世代为农。1918年，曹日昌入本村小学读书。几年后，父亲又把他送到十余里外的宁晋县北圈里村高级小学就读。1925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冀县中学（河北省立第十四中学）。在学校里，曹日昌学习非常用功，在班里成绩数一数二。 1929年夏天，曹日昌从省立第十四中学毕业了。他邀同学田英魁共赴北平。曹日昌顺利考入北平师范大学预科。两年后，升入本科教育系。1932年转学到清华心理系学习。1934年写出了《二十年来国人对于珠算的研究述要》，并撰写了《珠算教学的研究》。提出了“心算、笔算、珠算相结合”的实验教学方法，使人耳目一新。1935年，他把三年来有关心算（乘和除）的工作效率方面的实验研究，用英文写成了毕业论文。这篇实验报告节译为《十二小时继续心算工作之工作效率的实验研究》，于1937年发表在北平教育改造社编印的《教育改造》上。 1935年，曹日昌在清华大学毕业了。，毅然来到远离北京300余里的河北省定县平教会，在周先庚先生指导下做研究生，从事对成人学习的心理研究。早在他大学毕业之前就已写出了《农村运动与心理学》一文，发表在平教会机关刊物《民间》半月刊1934年第一卷上。 他向权威挑战了！被誉为美国教育心理学之父、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授桑代克（1874 --1949）的学习心理学理论在美国乃至世界上有着广泛的影响。曹日昌结合自己在定县农村的切身体验，对桑代克的学习心理学理论及其实验材料与方法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对桑代克的理论提出了质疑，进行了批评，提出“研究工作要结合生活实用”的观点。曹日昌将自己的这些研究成果写成《桑代克学习心理的分析研究》论文，发表在1936年9月刚刚筹办的学术刊物《中国心理报》第一期上。 1937年“七七事变”后，曹日昌也只得随平教会转移到长沙，进而撤退至重庆北碚。他也由研究生做到了干事、秘书。 1941年曹日昌被推荐到西南联合大学哲学心理学系工作，他在执教之余，仍努力读书学习，不断进行研究。1943年他考取了庚款留学，1945年 11月到达英国，进入剑桥大学研究院心理系做研究生。跨入这座高等学府不久的冬季，他就参加了英国共产党的剑桥地方组织。 曹日昌的进步活动受到中共旅欧（法）支部的注意。1947年，中共旅法支部负责人刘宁一（原名史联甲，河北满城人，192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来到伦敦，委托华侨、海员工运领导人陈天声（1936年加入英国共产党，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办一个“出稿站”，专门抄收和印发新华社从延安广播的英文《每日电讯》。在此期间，他们经过对曹日昌的秘密考察，由刘宁一、陈天声介绍曹日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他更加积极地为党工作。据当年在英国利物浦大学专攻英国文学的吴景荣回忆，那时任留英学生会主席的曹日昌，很注意团结同学，组织同学们进行各种进步活动。 经过三年的艰苦读书学习和潜心研究，他写出了《学习与记忆中的时间间隔》论文，得到导师的肯定，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考试，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二 在党的隐蔽战线上 1948年8月，曹日昌从英国来到香港，被香港大学聘为教师。1949－1950年度第三届内阁会议上，曹日昌被选为副会长。到港不久，曹日昌即积极筹建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香港九龙分会，并负其责。中共中央、人民政府决心把这批英才迎接回国。于是，这一重要使命，理所当然地落在曹日昌的肩上。 1949年5月14日，曹日昌给远在美国的钱学森写信，转达人民政府求贤若渴的愿望： “全国解放在即，东北华北早已安定下来了，正在积极地恢复建立各种工业，航空工业也在着手。北方工作主管人久仰您的大名，只因通讯不便，不能写信问候，特命我代为致意。如果您在美国的工作能以离开，很希望您能很快回到国内来，在东北或华北领导航空工业的建立。” 曹日昌将这封近似隐语而又再明白不过的信，寄给时任美国芝加哥大学金属研究所副所长、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美中区负责人葛庭燧。葛庭燧以最快的速度于1949年5月20日转寄给了钱学森。同时，他还附上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倾接曹日昌兄由香港来信，附有致兄一信，谨此奉上，请查收。曹兄系清华同学，曾留学英国，现任香港大学心理学教授。据悉伊现为国内外联络人之一，此次致兄信系遵北方当局之嘱，敦请吾兄早日返国，领导国内建立航空工业。曹兄来信虽语焉不详，但是很可见北方当局盼兄回国之切，如兄愿考虑最近期内回国，则一切详情细节自能源源供给。据弟悉，北方当局对于一切技术上的建设极为虚心从事，在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大前提下，一切是绝对自由的。以吾兄在学术上造诣之深及在国际上之声誉，如肯毅然回国，则将影响一切中国留美人士，造成早日返国致力建设之风气，其造福新中国者诚无限量……” 钱学森一直珍藏着这两封信，1998年6月3日，这两封信作为“文物”捐赠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以《当代中国》为主题予以展出。半个世纪之后，曹日昌在党的隐蔽战线上的活动，才引起了世人的注意。 有着化学家、材料学家、两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众多头衔的严东生先生，当年获知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后毅然决定回国。但在办理离美手续时受到刁难。那时没有直通中国大陆的航船，只能先到香港再想办法北上。英国驻美领事馆提出：在香港停留时，必须要有当地人士担保，而且在港停留的时间不得超过十天。严东生在香港没有亲朋，甚是为难，几经周折，终于找到曹日昌先生。曹先生明确表示：“愿为途经香港回大陆的学人担保！”严东生无比高兴。但要在十天以内离开香港，对严东生来说又是一个难事。这时，曹日昌再次出面，表示一定能在十天内买到船票。于是，严东生于1950年春天，乘“威尔逊总统号”轮船从旧金山起航来到香港，又转道塘沽港登上了新中国的大地。 后来成为科幻小说泰斗的郑文光，在香港培侨中学教书期间深受曹日昌的影响，于1951年2月22日结束流亡生涯，毅然来到北京。几十年后，郑文光仍激动地称曹日昌是自己的“引路人”。 1949年底，曹日昌还曾帮助空军飞行员吴其轺从台湾回到大陆。吴其轺十八岁入空军学校，毕业时蒋介石亲自授予佩剑，后被选为飞虎队员。1948年赴美国进修战术，结业后去了台湾。人虽在台湾，但心中一直眷念着祖国大陆。于是他辗转找到曹日昌，在曹日昌的帮助下，于1949年12月回到北京，被安排到解放军空军部队----北京南苑机场工作。 曹日昌总是默默地为党奉献着。从1949年至1950年上半年有很多留学生和科技工作者回到祖国，为新中国的建设服务。他们大都是由曹日昌经手办理的，这些人后来大都成为各个科研领域里的专家。为新中国建设吸引来众多人才，曹日昌功不可没！ 三 为新中国心理科学研究奠基 1950年，曹日昌辞去香港大学工作，抛弃优越的生活条件，毅然回国。1950年至1956年期间，他先后担任了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副局长，院办公厅副主任，联络局副局长，中科院党组成员等职务。1950年担任了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常委、组织部长。1952年被推选为欧美同学会理事长（该会为中共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的21个群众团体之一）。这一期间，他为新中国科学事业的机构兴建和业务开展作了大量组织联系工作。尤其为心理研究所的成立和中国心理学会的重建付出了心血。1950年1月15日曹日昌被任命为心理研究所筹备处副主任。1951年12月7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正式成立，曹日昌成为第一任所长。在筹建心理研究所同时，从1950年8月开始，曹日昌即和丁瓒一起，积极开展中国心理学会的重建工作。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终于1955年8月在北京正式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曹日昌被选为副理事长。为给广大心理学工作者提供阵地，曹日昌又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和中国心理学会联合主办的名义，于1956年创办了《心理学报》。建所初始，曹日昌在政务、业务、事务缠身的情况下，仍然挤出时间，奔走于北京、南京之间，与那些设有心理学专业或课程的高等院校，或研究课程设置，或探讨研究方向，或指导专业教学，或开展协作研究。他主持制定了中国心理学研究发展的远景规划，展开大规模的协作研究。他带领广大心理学工作者，学习国外有关心理科学和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学说，开展条件反射和高级神经活动的心理学研究。改造旧心理学，推动心理学的研究工作广泛深入发展。他亲自带头并发动、组织心理学工作者翻译和撰写有关心理学的论文、专著。1952年，曹日昌写出了《巴甫洛夫的第一、第二信号系统学说。巴甫洛夫关于两种信号系统的学说》。1958年后，为联系实际，进行了教育、劳动、航空、医学心理方面的应用研究，同时也开展了生理机制的研究和动物心理的研究。他带领研究人员上工厂、下部队、到医院、进学校，深入基层，联系实际搞研究，努力使心理学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60年代增加了心理过程记忆、思维的研究。六十年代教学改革中，曹日昌大胆进行了“程序教学”、“三本教学”试验。 在这里尤应提及的是，曹日昌主编的《普通心理学》（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3年版）一书，是我国自编的综合大学、高等师范院校心理学专业和基础教育中使用的第一部教科书。时至今日，一些院校仍将《普通心理学》列为招考研究生的书目。 《普通心理学》合订本（人民教育出版社）自1987年出版至2005年已重印20次，可见影响深远。组建我国的科技情报研究机构。1956年，我国着手制定《二十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周恩来总理看到《规划》草案后很快作出指示：将建立专门的科技情报工作作为我国科学技术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一项紧急任务列入《规划》第五十七项。于是，这个“紧急任务”就落到曹日昌的肩上。他与袁翰青等人一起，很快拿出方案，写出了“关于建立我国科技情报工作的规划”。根据这个方案，1956年10月，中国科学院科技情报研究所正式成立。情报所的建立，为我国科技情报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为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曹日昌主持制定的这个《规划》，成为我国科技情报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多年来一直指导着我国科技工作的建立和发展。 曹日昌为心理学名词的标准化和规范化作出了很大贡献。根据客观现实的需要，他于1952年组织在京的一些心理学家，几次召开心理学名词审定会议，制定了中、俄、英对照的心理学名词系统。其中包括认识理论系统中的一些基本名词。这次审定的心理学名词系统，至今仍在心理学领域作为规范名词来使用，如：意识、认识、映象（意象、形象）、感觉、知觉、表象、记忆、想象、思维等。 积极架构辩证唯物主义心理学系统。新中国成立后，他提出心理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应建立在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基础上的独到见解。他把列宁关于“反映论”的基本观点，引入心理研究之中。 “在心理学研究工作中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曹日昌的这一番话，是他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深刻感悟，是他为新心理学研究树起的一个坐标，是他对新中国心理科学研究做出的重要理论贡献。 1954年，曹日昌撰写的《中国心理学历史遗产的研究方法问题》一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研究历史问题的方法，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四 在逆境中搏击着 1947年曹日昌在英国求学时，与一位荷兰女士色尔玛不期而遇，很快坠入爱河。从相识到相爱，没有几个月就结婚了。曹日昌为夫人取了个传统的中文名字——吴秀明。1948年8月吴秀明随丈夫来到香港，1950年又从香港回到北京。后来，吴秀明莫名其妙地被定为“国际间谍”，沉冤莫辩，吴秀明一怒之下，竟凛然割腕，想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也好减去丈夫身上的重压。要知道，在那“株连”盛行的年代，“国际间谍”的罪名足以让曹日昌和曹日昌所有亲属们身败名裂，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 1958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作为心理学界带头人的曹日昌被《光明日报》点名批判，成为重点拔掉的“白旗”。 为了廓清思想，以正视听，他于1959予以公开发表：《关于心理学研究的几个问题》（《心理学报》1959〈1〉）、《心理学界的论争》（《心理学报》1959〈3〉）、《心理学研究什么》（《心理学报》1959〈4〉）以及《由学术批判明确心理学的研究任务》等，力图使心理学界的学术争鸣沿着一条科学的道路走下去。1960年，中国心理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会上，曹日昌作了题为“心理学学术讨论的收获”的总结性发言。他的这个讲话，使心理学界的混乱思想得以澄清，心理学研究终致又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姚文元以“葛铭人”（革命人）为笔名，貌似谦虚实则杀气腾腾地写出《这是研究心理学的科学方法和正确方向吗?向心理学家请教一个问题》一文，发表在1965年10月28日的《光明日报》上。文章攻击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向,否定进行客观的科学实验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煽动整个心理学界对陈立的心理学研究工作展开批判。面对这股逆流，曹日昌挺身而出，予以反击。他鲜明地指出：科学实验必有一些抽象，才能寻求某些一般的规律。心理学需要应用单因素分析的实验研究方法。 曹日昌像一切正直的科学家一样，在随后不久到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中，被扣上“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大帽子，受到无情的批判和斗争。曹日昌和色尔玛爱情的结晶--他们的儿子曹增义、女儿曹荷莉1968年被遣返回曹日昌的老家，独自住在几间摇摇欲坠的破房子里。仅几个月后，曹荷莉又被作为知识青年下放到举目无亲的内蒙古大草原上插队。1969 年初，他感到备受摧残的身体力不能支，到医院一检查，已是肝癌晚期。1969年3月14日与世长辞。直到“科学的春天”来临，曹日昌才得以平反昭雪，1978年6月10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1979年他的一双儿女到荷兰定居。2004年8月第28届国际心理学大会在中国北京举行之际，中科院心理研究所邀请曹增义兄妹回到阔别25年的祖国。虽是阴阳相隔，也足以慰籍亡父的英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