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纪先生是一位名声卓著又极具个性的作家，亦是享有盛誉的诗人、文艺评论家、书法家和文化官员。就综合素质而言，他的人品、文品、才智及其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　　1998年4月29日，一生沧桑却又不负使命的方纪先生悄悄地走了。在他身后，不仅给我们留下几百万字的文学作品，还有难以忘怀的绵长追思。　　 一 　　方纪，原名冯文杰，曾用名冯骥，乳名羊子，1919年4月29日出生于河北省束鹿县(今辛集市)佃士村的一个小康人家。祖父冯新业在村里是一个英武豪侠之士。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过30年代初的“高蠡暴动”，抗日战争时期任村农救会主任，被日本侵略者杀害。方纪四五岁的时候，母亲陈素珍带着他和姐姐到通士营村的外祖母家。母亲娴静贤慧，识文断字；外祖母口中丰富动听的民间故事和外祖父留下的一屋子书，在方纪幼小的心灵里，扎下了文学的根。尤其是姨妈素霞把一腔心血倾注在他身上，教他读书写字，当是他成为作家和书法家的启蒙老师。1931年，他考入束鹿县立中学。不久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少年方纪置身于学生请愿游行激愤的队伍里，心灵受到抗日爱国思潮的冲击，也开始思虑和探寻救国救民的出路。　　1934年夏秋之交，方纪中学毕业，抱着探寻救国真理和求知的渴望，只身来到“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北平。先是在前门外德泰皮货店，名为当学徒，实为当奴隶。白天打水扫地接待客人，晚上还要侍候老板抽大烟。一次，他实在困极了，手中的茶碗掉在地上摔碎了，老板顺手拿起烧红的铁签子戳打他的下巴，自此他的脸上留下深深的一道疤痕。他愤怒地写了一篇反映徒工苦难生活的文章，寄给《益世报》，很快登了出来。这是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老板看后大为恼火，把他赶了出来。后来，他遇到了在北京大学经济系上学的同乡曹盼之。曹盼之是中共地下党员，借给他一些进步书刊看，并介绍他入北平大学历史系做旁听生。这时，他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很想像鲁迅那样，以笔为武器进行战斗。1935年初，他经刘曼生(谷牧)介绍，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还与刘曼生、魏东明(杨戊生)等进步学生建立“风沙文学社”，创办文艺月刊《泡沫》。1935年8月5日出版了第一期，但由于经济压力和反动派的破坏，只办了二期就被迫停刊。接着，他们又创办了文艺刊物《浪花》，也仅仅出了五期。在这段日子里，他曾写过一些战斗性很强的文学作品。　　与此同时，方纪积极参加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面对当局所派军警的水龙和刺刀的威胁，他丝毫没有退缩，几次机警地躲过敌人的搜捕。他住的小屋因临近民主广场，也成了一些党员同志躲避敌人抓捕的“安全岛”。经历了这次大的考验，方纪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不久，他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6年3月，方纪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5月1日经魏东明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员。是年夏天，他受党组织的派遣回到家乡束鹿县，在中共直南特委工作。他的外祖母家成了直南特委的一个据点。直南特委分管深县、束鹿、宁晋三联县的宣传和组织群众抗日的工作，方纪任三联县县委书记。他在通士营村组织起一支四五十人的游击队，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直南中心地方队”，并从中发展了八名中共党员，建立了支部，方纪任支部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本县小士庄村与东北军六十六军中地下党工作委员会的赵守一取得联系，利用东北军的名义，组织了一支抗日武装—红军抗日游击队第五大队。后来，东北军南下被国民党改编。担任政治部主任的方纪，把第五大队拉出来直奔淞沪战场。到安徽屯溪时，他把部队交给负责军工的李涛，只身到十八集团军驻武汉办事处报到，在周恩来领导的八路军办事处做青年和宣传工作。1936年6月,他随八路军办事处转战重庆，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做宣传工作。在武汉、长沙、桂林、重庆等地期间，他曾用风季、公羊子、杨子等笔名，在大后方的报刊上发表了不少诗歌、报告文学和文章。　　 二　　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对内却不断掀起反对共产党的高潮，大肆破坏统一战线。为了保存抗日力量，方纪等一批青年于1939年12月从重庆辗转来到延安。他先后在中央组织部办的训练班和陕北公学学习，1940年春夏之交调到陕甘宁边区文艺工作者协会工作，任《大众文艺》编辑。此时，著名作家茅盾也来到延安。由于两人在汉口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时就认识，茅盾曾把儿子韦韬委托方纪带到陕北公学学习革命理论。因此，应方纪之约，茅盾在延安写的《一点小小的意见》等四篇文章，先后在方纪任责编的《大众文艺》上发表。茅盾离开延安时，还将鲁迅先生的一份手迹交由方纪保管。这是茅盾1935年“答苏联国际文学社问”时写的一封信，由鲁迅先生寄出时，亲笔抄写留的底稿。后来由方纪精心保存着，1963年5月，方纪慷慨地将它捐赠给上海鲁迅纪念馆。　　1942年2月，方纪调到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在萧军主办的《文艺月刊》第十四期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意识以外》。作品写一位名叫林兰的女青年从大后方千里迢迢来到延安，酷爱艺术的她，却被组织分配到护士岗位上。虽然她在拼命工作，工作之余常常又会被这个“个人理想”同工作上的矛盾所苦恼……那时，一些同志写文章对《意识以外》提出批评。但方纪认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应对周围事物有穷根究底的勇气,不能粉饰现实。所以对大家的指责，处之泰然。　　4月底的一天，刘白羽交给方纪一张粉红色的用油光纸油印的请帖：　　为着交换对于当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5月2日下午1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毛泽东　凯丰　　 　　1942年4月27日　　　　方纪有幸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心里为之一震，眼睛顿觉明亮。会后，他在党校三部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随后被调至《解放日报》社工作。同年12月26日，周恩来回延安时，曾写信给方纪，鼓励他“能多为大后方写些东西”。1943年，方纪给《轻骑队》墙报写了一篇稿子，毛泽东亲笔为他修改，并增加了这样一段文字：“可悲的是有这样一种人，对于鲁迅的思想并未好好地研究，自己错了又不好好地反省，一味拿着别人的死骨头，当作自己的活灵魂，恐怕鲁迅先生在生前对这种人也不过是敬鬼神而远之。”并由艾思奇把修改稿转交给方纪。毛泽东与周恩来对方纪这种十分具体的关怀，给了方纪以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毛泽东给他的修改稿和周恩来的信件，被方纪放在一个随身的小木箱里，跟他从延安到前线，历经战争的破坏和政治风雨的侵袭，后来在张家口军调处，撤出三人小组时遗失，但几十年之后，竟又意外地回到方纪手中，一直由他珍重地保存着。方老生前已将其捐赠给天津周恩来纪念馆。　　 三 　　1944年是方纪走向成熟的一年。从年初到翌年秋，他翻阅了大量的苏联文学名著，还抓紧根据地相对稳定的有利时机，积极刻苦地学习外语。经过短期突击，他竟能从英文刊物上翻译一批苏联的文学作品，如《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一个女人，一个战士》等，均发表在1945年2月的《解放日报》上。同时，他还全面介绍了苏联作家阿列克塞•托尔斯泰，写了介绍高尔基的文章，如《对A•托尔斯泰创作的一点介绍——纪念他的逝世》、《生活指示着他的未来》等。这些译作和文章，对于抗日战争最后阶段的中国军民起到了鼓舞作用。　　方纪的这些表现苏联英雄人物的译作，介绍苏联最具代表性的革命作家的文章，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我国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运动中，主要作品的内容大多是以暴露为主，虽然揭露了旧中国的病痛和流弊，但在描写和塑造革命英雄人物、充分表现革命英雄主义方面还缺乏比较成功的代表作品，也没有取得成功的经验。而且，他的译作又和当时我国的抗日战争的现实紧密配合。因此可以说，方纪对于开拓中国革命文艺的新领域，做出了一定贡献。　　此间，方纪积极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并获得了“纺织能手”的称号，正是这种崭新的生活，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写出了短篇小说《纺车的力量》，这篇被评为“标志着方纪在文学生涯中开创了新的起点”的力作，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表现力上，都远远超过了《意识以外》。《意识以外》写的只是知识分子的幻想在革命实践中的碰壁，作品中还表露了悲观失望的情调；而题材相似的《纺车的力量》，则写的是知识分子的幻想在革命实践中碰到困难，经过重重挫折，终于战胜了困难，夺取了胜利。小说主题鲜明，催人奋进，对当时的革命青年是十分有益的。 　　　　抗日战争刚刚胜利，方纪即离开延安，奔赴解放战争的前线，出发前一天夜晚，他在烛光下赶写出了《到群众中去》一文，一吐心中的快慰。1945年9月25日，他从延安来到热河省省会承德，担任热河省文联主席，在纸张、印刷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办起文学刊物《热潮》，他的《山城纪事》和《张老太太》两个短篇，便是在《热潮》上首先发表的。与此同时，他还同徐懋庸、萧军、塞克等一起举办了文化艺术夜校，积极参加社会调查、土地改革和打土匪等各项工作。1946年8月27日，国民党军队攻占承德，方纪奉调怀柔前线任随军记者到了张家口市。翌年10月11日，人民解放军从张家口撤退后，组织上派方纪到冀中参加土改。方纪骑着小毛驴，千里迢迢回到家乡。先在冀中区党委宣传部，后调到冀中文联，以后又到冀中导报社工作。从1946年冬，他大都活动在冀中的河间地区，在饶阳县的影林村搞了一年多的土改，由于深入群众，口碑也好。当时康克清在河间县参加土改工作也有声有色，本地人讲到土改都知道“河间有个康、影林有个方”。这一段的土改斗争，大大丰富了他的生活，积累了很多创作素材。他在工作的间隙，于1948年写出了长篇小说《老桑树下的故事》，1950年定稿，由三联书店出版。　　在平津战役硝烟正炽的时候，方纪与冀中地区的孙犁等一些文艺宣传工作者，来到霸县(今河北省霸州市)的胜芳镇，迎接天津的解放，等待进城去接管新天津的宣传阵地。　　 四 　　1949年天津解放初期，方纪在《天津日报》社任文艺部主任，他和副主任孙犁一起在报纸的文艺阵地上联系和培养了很多工人及青年学生作者，如阿凤、董乃相、大吕、滕鸿涛、刘绍棠和从维熙等，在全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一时期，由于他的工作十分繁忙，只好把自己过去的作品进行整理，结集出版的有短篇小说集《人民的儿子》，短篇和报告文学合集《阿洛夫医生》，文学短论集《到群众中去》。　　1951年，方纪参加了赴朝慰问团。1954年，又参加了中苏友好代表团访问苏联。他这两次出访，感受颇多，写出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和访问记，编成一本《访苏诗文集》，1956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后来，方纪出任天津市文化局长、作家协会主席。他的笔端常常洋溢出果敢和冲动，站在文学的阵地前沿，触及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并力求在作品中有独到的表现，写出生活的真实，挖掘人生的真谛。正如孙犁所说：“别人不敢说的，他有时冲口而出。别人不敢表现的，他有时抢先写成作品。这样，就有好几次站在危险深渊的边缘，幸而没有跌下去。”在这一时期，方纪又创作出中篇小说《不连续的故事》，其中第五篇《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吧》，主人公小环是一位有着强烈的反抗性格、要求个性解放的农村姑娘，想不到的是，这个和刘巧儿有着相同性格甚至有更敢于斗争、更为泼辣的特征的人物形象，却受到了非难，作者又一次被指责为“宣传人性”。对此简单化的批评，方纪曾以认真的态度进行了反批评，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他还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的检讨》，不过，文章发表时，把他的反批评意见硬性删去了。这是对他的小说创作进行的第二次公开批评。面对批评，他没有消沉、退缩，而是更积极地避开公式化、概念化的窠臼，努力坚持独创精神。　　1956年春天，周恩来提名让方纪以人民日报社特邀记者的身份，参加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和长江河源水文查勘队的工作。“五一”节前后，周总理约见了方纪和几位作家，鼓励他们写出好的作品来。5月15日前后，方纪与徐迟随着一个专家勘查队登上了美丽的“民众号”客轮溯流而上，揭开了征服长江的序幕。他们随着水文勘查队在长江上游工作了四个月，从武汉溯源而上，经三峡过岷江、金沙江，反复多次全面考察了长江全貌。作家以独具的慧眼审视着长江。那汹涌澎湃的大浪，其壮观让作家深受压抑的心情豁然开朗。他想到延安时期周恩来的鼓励，到现在自己受到批评时，周总理又及时送来了关怀，于是思绪如流，笔似神助，很快写出了二十五首抒情诗，组成《不尽长江滚滚来》及一部长诗《大江东去》。同时，他还出版了含有十篇散文的《长江行》。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还根据《不尽长江滚滚来》拍摄了同名纪录片。　　然而，方纪并未喜形于色，因为他在长达六七年的时间里没有写过一篇小说。他追问自己，也像对别人说：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面对色彩斑斓的生活，究竟应该怎样对待，如何去反映呢?　　1957年3月8日晚，方纪和刘白羽、于黑丁、巴金被召进中南海，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当时在场的还有彭真、陆定一等同志。对于这次接见，方纪有以下的回忆文字：　　毛主席静静地从左侧的一扇小门走进来，和我们一一握手。毛主席握着我的手说：“你是少壮派哟!”接见时毛主席谈笑风生，博古论今，他讲了当时的文艺政策问题，并专心地听我们发言。他手拿着一支铅笔，在一张洁白的纸上不断地记录什么。可惜当时的记录底稿在“文革”中都被毁掉了，但我们记得当时毛主席讲的一句话：“百家争鸣要争，百花齐放要放”……　　当天深夜，方纪写下了《在毛主席身边》的诗篇后，忽然想起了郑板桥的那句诗：“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他彻夜难眠，激励自己要在文学创作中进行新的开拓，并为自己立下一条座右铭—坚决不做墙头草，只愿效仿风前竹。回津以后，他很快写出了四篇具有探索性的小说，其中《晚餐》和《开会前》是姊妹篇。作者以民族资产阶级处于赎买过程中的两面性为题材，刻画了民族资产阶级贪欲的一面，也表现了他们在党的政策感召下，进步和爱国的一面。方纪再次担当起探险者。孰料刚刚迈出一小步，便由于气候变化而遇到很大风险。他的这两篇作品，被扣上了“丑化党的领导”、“吹捧资本家”两顶大帽子，作家又被推到了危险深渊的边缘。如果说《开会前》、《晚餐》和《园中》是方纪小说创作上极富探索性的，那么《来访者》则是作家最有胆量的突破了。　　　　《来访者》写一位极端个人主义者大学教师康敏夫，与一位曲艺演员的爱情纠葛。由于采用通过正面写旧人物，来反映出新的人物的一种特殊艺术手法，最终使康敏夫走上一条通向阳光的道路。其感人之处是许多小说难以企及的。这篇小说在1958年《收获》第二期发表后，以鸣鞭为业的姚文元炮制了一篇《论〈来访者〉的思想倾向》的奇文，给作家扣上了“丑化社会主义”的大帽子，煽动文艺界、新闻界群起而攻之。并由批判《来访者》，进而株连到方纪的全部小说创作历史。　　漫天飞舞的棍棒，非但没能让作家屈从，反而使方纪在闭门苦读中复活了一个别有洞天的艺术世界。他写了一篇题为《一个有风格的作家》的评论，驳斥那些批判孙犁“脱离政治”的言论。在这篇文章中，既为孙犁的《白洋淀纪事》鸣不平，也为自己的小说讨说法：“一个作家，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暴风雨般斗争生活里，不仅要表现那些激流中滔滔巨浪，也应该表现在它周围继续展开的明亮的波纹，从而烘托出这巨浪的作用。”五　　1960年，全国掀起了“反右倾高潮”，天津当时批判了李何林，方纪也被列为准“右倾分子”。幸亏得到天津市委一些领导的关注。当时的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和市委文教书记王亢之多次强调，不要对一个作家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并且告诉方纪，不要在家“闭门思过”，应当走出去，抒写新的生活，新的人物。很快，方纪深入工厂访问，写出了大量歌颂锐意创新的英模人物的报告文学。正是在国家面临严重经济困难这一时期，方纪听说毛主席和全国人民一样在节粮度荒时，站在窗前久久凝思。忽然，1945年8月28日下午三时，在延安机场送毛主席去重庆谈判那激动人心的场面又闪现在他的脑海中：那天午饭后，他听说博古去飞机场送行，便飞奔下山跑到机场，终于看到毛主席登上飞机舷梯，回首向送行的人们挥手致意的伟大的一瞬。于是，他心潮澎湃，文思如泉涌，连夜挥笔写就了后来脍炙人口的《挥手之间》。这篇刊于1961年10月号《人民文学》，又被编入中学语文课本的经典散文，生动地描绘了革命领导同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之间那种血肉相连的关系，同时也表露自己在受到挫折和打击时，仍保持着对于党的事业和党的领袖忠贞不渝的情怀。　　1962年夏，方纪以中国作家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出席了在蒙古举行的亚洲作家理事会会议，会后访问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第二年春天，他和严文井、杜宣作为亚洲作家常设局的代表先后访问了锡兰(今斯里兰卡)和印尼。回国后，写了《浓郁的芬芳》、《梭罗春水》、《草原印象》和《桂林山水》等散文作品。收入1963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散文特写集《挥手之间》，其中有些篇章，也成为作家的典范之作。　　1963年，已进入“收获”季节的方纪，基本上摆脱了行政事务的干扰。他身为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宣传部里却没有他的办公桌。因此，他曾戏称自己是“无桌部长”。他请了两年的创作假，想把自己在革命历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感写成一部百万字的《暴风雨的年代》，亦名《同时代人》。不想刚写出二十万字，“四清”运动开始了。方纪凭着过去的经验，认为可以在运动中更加丰富自己的生活，积蓄更多的创作素材。于是，他放下手中的创作，同周扬、沙千里来到天津南郊区西右营大队，连同南郊区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喜荣，人称“四进士”。开始，他们住在全国劳动模范张凤琴家里，计划从劳动模范的事迹里选取素材，写一部长篇小说。谁知陈伯达却横插进来，偶一见面，便毫无根据地判定张凤琴为漏划富农，强令方纪他们从张凤琴家搬出来，并另树了一个“标杆”。“四清”运动尚未结束，“文化大革命”迅即袭来，方纪从“四清”岗位上奉调回市，被指令到天津市文联作检查，并接受批判。当时，给方纪戴了“漏网胡风分子”、“周扬死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顶帽子，并整理成诬陷材料，通过两条渠道同时送到江青手里。1967年底，他们又把方纪根本不同意召开的全国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和一个方纪没看的话剧《新时代狂人》，定名为“黑会”、“黑戏”，并把作家袁静、孙振、王昌定、杨润身等交纳的党费，诬指为“黑会”提供的经费。这一伪造的“证据”，由“四人帮”在天津的鹰犬王曼恬送给了江青。通过江青亲自安排和导演的“二•二一”讲话，制造了一起震惊全国的“二黑”冤案。在这种只凭捏造的所谓证据和江青的一派胡言下，1968年3月方纪便无辜地被投入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监狱。　　“四人帮”罗织罪名，欲置方纪于死地，还有一笔不可言喻的历史私怨情结。方纪在《挥手之间》一文中，写到了朱德、周恩来、王若飞、博古等中央领导为毛泽东送行，也描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送别场面。为了渲染这一历史画面的氛围，作者有意略去江青在机场哭鼻子的情节。为此，江青恼恨于心。这一笔之恨，江青何曾忘掉?在张春桥、姚文元爬上“中央文革”高位时，方纪又毫不客气地揭发了他们的根底。方纪说“张春桥是三十年代在上海办黄色小报的，姚文元是叛徒姚蓬子的儿子。”他的这一揭发，很快有人密报给江青，便又多了一份“攻击中央文革”的“罪证”。　　七年的铁窗折磨，四百多次摧残人格的轮番批斗，方纪遭受了非人的待遇和凌辱。长期革命斗争中养成的性格，使他拒不向强权者低头认罪，这更激怒了那些政治骗子和野心家。为了加害方纪，这帮人不择手段地在他的饭里掺进铁屑和大头钉。方纪把铁屑等摔在桌子上，并以绝食进行抗议。那些从饭里挑出来的铁屑和大头钉，他长期保存下来，成为揭露“四人帮”及其爪牙迫害作家的罪证。　　 六 　　因为方纪被气得中风，“四人帮”在天津的代理人不得不把他暂时放了出来。为了安安静静地养病，方纪带着药品于1976年夏天返回故乡，年迈的双亲张开双臂把伤痕累累但并不悲伤的儿子迎进家门。每天，方纪除了同乡亲们谈新话旧聊天外，还把几项活动安排得极有规律：早晨五点钟，迎着红日，他出东口，拄着拐杖围村庄转一圈；傍晚七点钟，迎着夕阳，他出西口，再围着村庄转一圈。到了夜晚，便一字一顿地给乡间晚辈讲一段战争年代的故事，且绝不重复，使讲的和听的人兴致盎然。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方纪陷入哀思之中。9月18日上午，村里举行追悼大会时，方纪戴着自己缝制的黑纱冒着大雨站在最前面，村民们有的给他雨伞有的送他雨衣，他全然不用，那悲痛的脸上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乡亲们说，方老跟毛主席的感情太深太深了。　　“四人帮”倒台天下白。在举国欢庆胜利的大喜日子里，方纪竟忘了医嘱，买来一瓶好酒与村民们共庆胜利。不幸的是，这次豪饮使方纪患了第二次脑血栓。急电打到天津，来车把他接走了。那时“四人帮”的帮派势力在天津的活动仍很猖獗，拒不为蒙冤的方纪彻底平反。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他才被解除“永远开除党籍”的枷锁，恢复了组织生活。然而，这时的方纪已瘫的右手不能写，话也说不清了。但他还保持着十分刚毅和乐观的性格。1978年初夏他不顾身患重病，坚持去北京参加了全国文联理事扩大会议。老作家黎辛在《回忆与思考》中有一段酸楚的记述：“5月29日方纪大会发言，他由一个女孩子搀扶着走上讲台，我吓了一跳，刚刚五十多岁的方纪竟然老病成这个样子，他坐下后用手比划了几下，说了几句无法听清的话，就把发言稿交给那个女孩子。”当那个叫姜湘忱的女孩子代他宣读揭露“四人帮”践踏文艺事业的发言稿时，代表们以热烈的掌声向所爱戴的老作家表达着由衷的敬意。　　在后来的岁月中，方纪虽然病魔缠身，却仍以非凡的毅力追求人生价值。右臂失去功能，他练习用左手写毛笔大字，像小学生一样，从一笔一划练起，日日不辍，坚持六年多，已写得笔走龙蛇，雄浑飘逸，自成一家，深得人们喜爱。因而在书家云集的天津城被推举为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向他索求墨宝请其题写匾额的人越来越多，他都应允。多为别人做事，他感到充实快乐。　　1984年10月，年届65岁的方纪应陕西省文联之邀重返延安，他坐着轮椅流连于延安革命纪念馆，往事历历在目，深觉心旷神怡。来到杨家岭会议室，方纪在毛主席讲话的桌前停留良久，迸发出灵感的火花，他感慨万端地说：“我创作的新起点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回天津不久，他的右下肢发病，住进市总医院。医生要锯去染菌的一截，他不干，再后来，病变扩散要致命时，才高位截去一条腿。但他仍以燕赵男儿的豪爽之气，坚持做一名“残而不废的老兵”，依旧乐呵呵地每日挥毫不歇，直到临终前的那天早上，他还写下两副诗联，一副是“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另一副是“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两副诗联虽仅仅二十个字，却蕴涵着他心中的理想，蕴涵着他对真理的企盼和对新生命的呼唤。　　方纪是从枪林弹雨的征战路上杀出来的一位坚强的文学战士。半个多世纪来，他把作家和官员的情怀融为一体，在自己的园地里不懈耕耘，凭着一颗赤子之心，冷也能安得，热也能处得，风里也来得，雨里也去得。在几十年文艺界的风雨历程中，常常处于风暴的漩涡中间，是一个焦点人物。在他身上浓缩着平民作家的爱心，也映现出文化官员的善意。他曾经有过风华正茂，文采漾溢的时期，也多次受到无情挞伐。晚年偏瘫，有口难言，老同志来看望他，他只能用湿润的眼睛传达心声，表现了一种大彻大悟的精神境界。这使我不由地想起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名言：“生如夏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静美。”仿佛是特为方纪先生勾画的人文风景。　　方纪—一个值得永远记住的名字。